壹周刊 陶杰2006-11-09坐看云起时 嫁一个医科毕业学生
　　香港经济泡沫化，就业市场转型，以前的手工实业百花齐放，像纸扎铺赶制盂兰节人像，饼店手做月饼应市，五金扎铁，编藤织篮，年轻人都没有兴趣投身当学徒了。本土经济蒸发消失，剩下来的，就是「Sale屎」。
　　除了当「Sale屎」可以「搵快钱」，其它的「传统优质行业」都在没落。例如七八十年代，大学报名抢进医科，因为医科毕业进政府医院实习，起薪三万，收入优厚而稳定，十年下来就可以成为「高级医务主任」，也就是SMO。耐心排队下去，只要不医死人，再过五年就可以做Consultant了，薪水由十多万三级跳，暴增至二十多万。长期聘用，六十退休，即可跟从殖民地长俸制度在英国买一所房子，订一份《星期天观察家报》，喝下午茶，养一只牧羊狗，在星期天的报纸中寻找伦敦阿尔拔大会堂有什么交响乐团上演的最新节目，印印脚咬其长粮。
　　可惜此等精英风光，今日不再。政府医院，人心惶惶，一个医科毕业生走出校门，能抢到一份三年的实习合约，已经不错。医疗融资问题八年来吵得不可开交，公帑接受监管，浪费引起争议，议会骂战，烽烟投诉。做一个政府医生，复又面对每天浩荡涌来剖腹产子的大陆孕妇，工时朝七晚十一，不担保有得续约，视乎办公室政治仰对院长系主任之类的擦鞋技巧而定，怎能怪今天政府医院的新秀医生十之七八穿一条破牛仔裤、蹬一双波鞋返工？他们虽然青春可人，但头发染得五颜六色，偶然一两位女医生还穿有鼻环，手臂纹刺了上任男友甜心的名字。如果阁下心脏病突发，正等待急救，躺在病床上，由这样的一位医生，连同两位美少女看护，推进手术室，几位年少有为的医护专家似昨夜卡拉OK宿醉未醒，一面嘻嘻哈哈在争论到底是方力申靓仔，还是吴彦祖有型，病人半开的眼睛瞄得见她们涂得五色灿烂的指甲油，这一刻不知是恐慌，还是为香港下一代精英终于冒头上位，而为这个社会的前途深庆得人。
　　中国父母栽培儿童，受科举传统思想影响，总以为供他们念大学非医科不为首选。还记不记得八十年代有一部港产片，叫做《停不了的爱》，女主角温碧霞，是一名黑社会老泥妹，竟然爱上了在港大念医科的刘德华。医生刘华不知就里，把𡃁妹仔带回片中住半山的豪宅介绍给父母相识，在一张仿荷李活中产文艺喜剧的长餐桌边，两小口子支支吾吾，刘华向有钱佬父母介绍这位未来媳妇，情感真挚，场面尤为动人。
　　在台大医学院毕业，戴一顶方帽，长相有三分像马英九，七分像当年国语片的小生，也就是张艾嘉的前度男友金川，在李行白景瑞的文艺片里，就是一部琼瑶小说改编作品的当然男主角。港台美少女皆以下嫁医科毕业生为对象，自然有其道理。可怜天下父母心，难道想自家女儿嫁一个写新诗的文艺青年？
　　贵为医生夫人，拖男带女，星期天去会所吃自助餐，下午在泳池叙其天伦，这是香港人一度最向往的优质生活方式。但是医生这个行业，讲的是科学和理性，在政府医院开工，昏天蔽日，回家又要看Journal，夜晚要为明晨的一宗手术做足功课，这样的男人嫁他三年，还可以像一只精致的花瓶托着腮对着看，看着看着也觉得眉开眼笑。三年之后，这位科学家丈夫生活枯燥，节奏刻板，就叫人心痒起来，不禁怀念在文学院一年级的时候那位偷偷给自己写新诗传情的英文系小男生——不知他今日身在何方？以他的学科，或许他今日没有一份高薪的保障，但那份浪漫体贴的情怀，却叫人那么舒服而感激。
　　这是不是今天有大量富婆，愈来愈喜欢找一个拉丁情男学跳Tango的原因？没有统计，茫不可考。但香港的医生也不尽都沉闷的，聪明人自然会意识到这个行业的精神危机：每天看着垂死的病人的职业，虽然高薪，却很容易得到精神抑郁症。就像猫自己病了，懂得往山上找青草当中药来吃，调理肠胃，一个精明的医生一早就会培养一两样嗜好，例如收藏古董、摄影、绘画、看歌剧，文理平衡，艺术和科学相冲，只为了寻找一份精神的慰藉。
　　朋友陈求德医生是骨科专家，平时关心国是，早在港大时期就是认中关社的活跃一员，他北上大陆是为贫童穷家行医赠药，成为香港的非洲史怀哲。我的家庭医生何耕博士早年师从港大名教授Stephen Cheung（港大有史以来，出过两位响当当的Stephen Cheung，一个是今日在大陆为中国经济问题把脉的张国师五常，另一位是台湾前总统蒋老中正的宫廷御医），平时以驾私人小飞机为乐，在生死之间营生，早把生死看破，及时行乐，没有谁比这两位，一个出世，一个入世更懂得享受人生。
　　至于行医能喝名酒，赏名画，喜欢游山玩水，更是不在话下。医科太精确了，有时需要难得胡涂的一片感情，把黑白分明的生死人间调和一下。就像吃肉，吃得多了，也要一点素食来平衡。香港的教育制度一味填鸭，叫学生死刨理化生物，将来进大学当医学系的天之骄子。但外国的许多名医，一生创造了两三辈子的事业，如七八十年代前外相欧文本身是脑神经的专科医生，三十七岁却官拜英国外相，还一度成为来港出任末代港督的热门人选。
　　行医风流，当如事者，下次如果你不幸（大吉利是兼touch wood）得了急症进政府医院，看见主诊的那位貌似锺欣桐的内科女医生，足踏一对Nike运动鞋，如果你还有一口气，不妨礼貌地告诉她：做一个医生，有时也要讲究一点Dress Code，不是妨碍你的个人自由，而是一份行医的尊严。当你断断续续说出这句话，可能也是你临终的最后一句遗言，迷迷糊糊让她打了麻醉药，生死有命，哪管得这许多？只能交给阴阳界外那另一片空茫了。

　　苹果日报 陶杰2006-11-12黄金冒险号第三性
　　女强人佩萝西当了议长，跟布殊总统平起平坐，握手拍照。于形象，布殊先输了一仗，因为一个美国女人──尤其像希拉莉和佩萝西这一类型──在世界上的男女之间，哪一方都不属，其实是「第三性」。美国女人切不可以娶来做老婆。她们在二十四岁以前，在生理上虽然属于雌性，在三十六岁之后，心理上完全属于雄性，中间过渡的十二年，有点不男不女，不阴不阳，是一种性别上的「中阴身」，是男人受活罪的开始。美国女人之男性化，不但见诸身高和骨架，还在于一层妇权的霸气，每一个美国女人，在潜意识的深处都仇视男性，她们认为每一个男人都是所谓「潜在的强奸犯」（Potential Rapist），因为由明星珍芳达到知识分子苏珊宋塔，美国女人在越南战争和白宫群英这二十年之间自我变身催眠，她们既是男权社会的受害人，又是家庭的统治者。很难想象一个美国女人「嫁」给一个越南男人：她的硬朗，他的阴柔；她的粗犷，他的精细。
　　在床上脱光衣服，美国女人一身芝麻沙糙蔚为奇观的皱纹和雀斑，她的越南情人吹弹欲破的细皮白肉，就像一只菠萝，放在一盘豆腐旁边，是一幅构图奇特的静物画。因此美国男人喜欢往泰国和峇里岛乱跑，在布吉找妓女，在芭堤雅找娈童，当了跨国企业亚太区代表，则进而来香港的兰桂坊猎奇菲佣，或去上海住在四季酒店的行政公寓，到衡山路去泡章子怡。不是美国男人特别急色，而是格外可怜，他们四处迁窜，是一股反抗美国女人统治的流寇。一个美国女人跟一个苏州女郎玩起女同性恋，其实是一场异性恋。是一场Lesbian吗？不。她俩拥有一样的生理构造，但美国女人的性格，比起像胡兵、陆毅、黄磊、王力宏一类的江浙男子更加富有侵略性和保护性，因此，如果我是中国政府，决不会在十年前批准希拉莉以第一夫人身份来到北京的怀柔县，主持关注妇女权益的世界妇女大会。
　　太过怪诞了，美国女人这个品种。她们教导了我们：这个世界，绝对不是非黑即白，除了双性恋、太监、人妖之外，这个中间地带还容得下如此一个杠上开花的层次。人生是何等的多姿多采，在东西方之间，在阴阳的边境，有那么一道壮丽的彩虹，可以远观，却不可近亵，一个美国女人爱上了你？齐大非偶，在攀上那道六呎的天梯之前，要想一想，幸勿堕下那万丈深渊。

　　苹果日报 陶杰2006-11-12星期天休息：经济地陷和记忆断层中的「古迹」困境
　　天星码头拆卸，搬到海岸不远处的另一座新古典大楼，社会的文化人士纷纷喊寃，指政府不懂保存「古迹」。
　　天星码头只有四十八年历史，其钟楼也是一座很平庸的建筑物，用混凝土造成，比起中环的旧邮政局、旧尖沙嘴火车站的红砖钟楼，材料相当粗陋。
　　比起伦敦的大笨钟、巴黎的罗浮宫，恐怕不算甚么「古迹」。对于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一代，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香港的主要交通工具早已不是渡轮，而是地下铁路。对于新移民，这座钟楼更没有甚么殖民地情感的「地标」意义，天星码头之「蜚声国际」，因为五十年代末期的荷李活电影《苏丝黄的世界》以天星渡轮取景。这部电影只是三流作品，今日的欧美游客，恐怕也没有几个会为电影开头威廉荷顿追寻苏丝黄的一幕专门来香港看一看这座旧码头。
　　世界上旧建筑，不应该为游客而保存，而是社会本身有实用和欣赏的需求。社会的欣赏和需求，则又与这个城市的经济形态有关。例如意大利北部的塔斯坎尼近年成为欧美中产阶级人士旅行的天堂，是英国首相贝理雅和美国明星汤告鲁斯海外置业的至爱首选。塔斯坎尼不但是文艺复兴的摇篮，大画家达文西和雕塑家米开朗基罗在此地出生，而且塔斯坎尼没有工业，至今经济仍以酿酒为主，其出产的「奇扬提」（Chianti）举世闻名，还有牛肉和橄榄油。塔斯坎尼的居民家中都有电视、计算机，城镇都有戏院，他们都看过荷李活的文艺时装电影，知道纽约和洛杉矶的美国中产阶级不是住市中心的公寓，就是新泽西的花园洋房，拥有两三辆汽车。然而塔斯坎尼的绝大多数居民恐怕并不羡慕这样的物质生活，他们安逸于田园农家的悠闲野趣，看见纽约和洛杉矶的银行家、富豪、退休外交家来到塔斯坎尼，赞叹城镇无数中世纪教堂的建筑瑰宝，觉得非常自豪，他们大概都觉得，生而为意大利人，已经是上帝最大的眷顾，生在意大利的塔斯坎尼，不必富裕，已经拥有美食、佳酿、阳光、绿原，更是三生修来的六合彩头奖。
　　意大利各地城镇竞选市长，不必提出甚么「发展经济」和「打造国际金融中心」一类的口号，也不必浪费时间讨论意大利的「现代化」，到底该由米兰、翡冷翠还是罗马来做「龙头」，西西里应该如何「开发」为高科技密集的「先进工业」特区。悠闲、快乐、知足、拥有此一共识，意大利全国的古迹名胜，就没有甚么保育不保育的无聊争论。这种全民认同的共识，就叫做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香港的「意识形态」跟意大利不同。香港缺乏艺术和音乐品味教育，与珠三角和大陆各地城市一样，全民追求「搵快钱」，在「发展经济」的共识中一齐呼喊「抓紧机遇」。香港的四大经济支柱是金融、物流、旅游、服务，而旅游又以「购物」为自由行的主流。香港的捕鱼业早已没落，大澳渔民的下一代不会留在大屿山的西陲继承晒咸鱼和制虾酱的「祖传食品工业」。香港的青少年视听粤剧为「老饼」趣味、看中医和跌打为落后过时的习俗。天星码头的两三辆黄包车将会在几年内完全「淘汰」。香港人喜欢「变」，因为变而聚财，变而生气，香港是动态的，令东来的一个欧洲人惊叹其活力。但塔斯坎尼是静态的，香港人去到那里，除了扫购红酒，会觉得意大利的乡下生活十分「闷」，香港的「文化精英」，组团去塔斯坎尼饮红酒者不少，在那里置业定居，重寻老庄无为生活之乐的，一个也无。香港的「发展」动力是地产经济，这就决定了香港一切「古迹」最终必然要全部拆毁的历史命运。不但香港、北京、上海、杭州、广州，也步上「香港式经济奇迹」的后尘，西湖将会填掉一半「发展」房地产，故宫太和殿和午门之间的空地，只要出得起钱，也将能兴建几座独立的西班牙别墅，这只是时间问题。全民「奔小康」，包括香港人在内的中国人民，心中「小康生活」的定义，是纽约多层高楼的公寓和美式的花园洋房，在此「意识形态」的洪流之间，没有给「名胜古迹」预留一席位。
　　十年前我刚从外国回来不久，也强烈主张香港的旧建筑一幢也不要拆，以为巴黎、罗马、塔斯坎尼，也是那样的。今天我看开了。新界的稻田变成卫星城镇之间怪异的「西班牙别墅」的丁屋，也是一种「市场民主」。香港和欧洲不同，中国小农的暴发式消费欲，跟塔斯坎尼田园居民的清静之心，也属于两个世界，各有各的吸引力，对于古迹的保养和维修，中国人的能力和才华也无法跟意大利人相比，不可把欧洲的一套价值观强加于东方。英国在全球殖民地留下的旧建筑，香港的那几座仅属末流，例如印度加尔各答的维多利亚纪念堂，与香港的前立法局大楼同期，但气派和风格却以加尔各答的那座为优。新加坡的富莱敦酒店和人文博物馆前身的殖民地议会厅，维多利亚风格比香港残留的任何一座都更为华美。身为地球村的国际公民，有时不必拘泥于甚么「文化定位」、「香港儿时记忆」，这一切，执着也勉强不来，因为中国和香港的意识形态主流是「发展」两个字。市场的力量跟民意一样，是阻挡不了的，何况香港是一座没有记忆的城市，中国的下一代，许多连毛泽东是谁也不知道。一个香港的「文化」中产阶级，如果拥有成熟的消费力，可以在香港赚钱，去曼谷度周末，去北海道过圣诞，在伦敦买房子，因为机票愈来愈便宜。香港的草根阶层，更没有「文化怀旧」的闲情，喜欢家小同逛沙田第一城的冷气商场，多于去「喜帖街」和「雀仔街」跟欧洲白人游客一样回头驻足欣赏香港的「本土传统」。香港的特首并非民选，区议会则虽是民选，关心的议题似乎是修建新公厕、扩阔马路多于保存大佛口的一座色彩怪异的「蓝屋」。真正的「文化人」，先要学会超越填海的维多利亚港，放下地域的包袱。四十八年之后，新的那幢仿古典的天星码头也会成为「古迹」。

　　苹果日报 陶杰2006-11-13黄金冒险号 奥地利
　　跟德国一样，奥地利是一个很优秀的国家。既生瑜，何生亮，跟德国人的自信和张扬相比，奥地利人心底永远有一点忧郁。但是这一点点情结，却是奥地利魅力迷人的地方。去过奥地利，就会知道奥地利人如何把低调活成一种高等的艺术。奥地利人比德国人浪漫，却拥有德国人的一切优点：理性、守时、整洁，维也纳街头也有露天咖啡座，却少了巴黎人喝咖啡时那种快乐的颓唐。维也纳这座城市，每天都像星期天，维也纳人毕竟比散漫不羁的巴黎人多几分阶级意识。因为他们的奥匈帝国，迟至八十年前方才解体，虽然比不上普鲁士的跋扈张狂，维也纳人都多少沾染了一点帝国残余的王侯气派。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去了，奥地利被德国兼并，也算「受害国」，但希特拉却是奥国人。
　　分摊战争的创伤，奥地利跟波兰和捷克一样，然而希特拉第三帝国的民族豪情，奥地利人在心底里却可以有一点点藐视德国。奥地利巧妙地两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败之利，奥国人虽然很矛盾，但他们热爱哲学和音乐，时至今日，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多少是外国朋友跟奥国人之间的一点禁忌，但奥地利人懂得把这份复杂的感性慢慢化解。奥地利是一个洁净而斯文的法国，同时是一个不羁而自卑的德国。他们的自杀率很高，其中不乏考试失败的学生少年，因为优生学的理论还是隐藏在血液里，但是奥地利人依然崇拜和爱慕天才──奥地利向人类文明无可置辩的巨大贡献是音乐家莫扎特，他们不必长期纠缠印刷术指南针之类的古老发明来弥补一种不平衡的心理。
　　奥地利人心里非常的高傲，虽然对于香港的李小龙，他们也会含笑点点头，确认（Acknowledge）这样的一位功夫人物。然而维也纳有一家小小的餐厅，叫做「金高氏」（Kim Kocht），是一个日韩裔的亚洲女子开的，座落在市中心的酒吧夜总会区。她叫金素瑛，把东西方的厨艺结合，尤其是海鲜。日耳曼人的口感比较迟钝，只要新鲜，把银鲳鱼略煎一煎，佐以酱油，已经惊为天膳，但这位亚洲女子却把更精致的心思放在食物里，高傲的维也纳人对此是会欣赏的。维也纳的冬景，有许多公园教堂和宫殿，披上一层雪花，更见空潋的灵气，不若伦敦之沉浊，适宜散步，但勾留不宜超过三天。像一杯冰冽的香槟，只付唇舌浅尝，用肠胃仔细斟酌，要从奥国太子在塞拉热窝被刺的那一天细说从头，是奢华太过了。

　　苹果日报 陶杰2006-11-14黄金冒险号无奈
　　天星码头搬迁，旧钟楼拆掉，许多人都舍不得，记者问起心情，说觉得「很无奈」。什么叫做「很无奈」？这是弱者的反应。从沙士死了三百人，高官不必负责；没得普选，每一届的特首候选人只有一名，到地铁误点十五分钟，上班延误，事无大小，电台访问市民，说「好无奈」。「觉得好无奈啰，我哋ＥＤ小市民，可以做到啲咩唧」，这是二○○六年许多「危机」的标准Sound-bite，多半是师奶，抱着一个婴儿，另手拖一个孩子；或者是的士司机，汽车泊在马路边静静地等客，记者把咪高峯伸上去，他一摊手，说出这样的「民意」。「好无奈」，是有用的民意吗？只是弱者的心声。
　　当你的家被强盗闯进来，抢光了现钞和金条，你家老妈哭哭啼啼向强盗评理，被他打了两记耳光，然后强盗看见你的妹妹长得很标致，就地把她强奸了，抢掠得手，饱尝兽欲，哈哈大笑而去。身为受害人，如果不当时跟强盗拚命，也应该报警，而不是眼泪在心里流，「觉得很无奈」。对于一切不公正的行为，人人都止于「无奈」，这个世界就会陷入黑暗时代。集体「无奈」是没有用的，只会延续一个民族的痛苦和悲哀。就像「九一一」当天的UA七三号，面对恐怖分子，机上的一个猛男一声号令：「Let’s roll!」不是眼巴巴看着飞机坠下去，即使同归于尽，也先把恐怖分子在四十秒内打得鼻青嘴巴肿，让凶手多受一点痛苦。
　　如果如此爱惜这幢「古迹」，只要有十万人围卧在旧钟楼前面，变成国际新闻，香港政府是不敢把旧钟楼强行拆掉的，因为曾荫权爵士要面子，他会让政府里的高官政敌先受足了煎熬，然后出来当和事佬，亲自宣布保留旧钟楼：「我细细个喺香港长大，喺天星搭船，佢嘅钟声，时时提醒嗰阵时读小学三年级嘅我，要准时返学，准时交功课。我讲过经济发展同文化保育并唔系互相对立，咁好的钟楼，点解要拆咗佢呢？」曾荫权会在最后一分钟「赢尽民意」的。
　　条件是「民意」不只是「无奈」之简单。「无奈」的意思：就是「你们抢掠吧，我会逆来顺受，我不会反抗，只会默默在心里流泪，而且拜托，当你强奸我的妹妹的时候，可不可以戴上安全套？」事后，妹妹哭成了泪人──强奸她的那个贼仔，偏偏就是没有戴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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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日报 陶杰2006-11-14陶杰专栏：持平看待「鸡珍」当选
　　特区沙士精英陈冯富珍当选世卫总干事，中国挟金权财力发功，抢占国际卫生高地。绰号有「鸡珍」之称之陈太当选之后，曾荫权正在欧洲访问，眉开眼笑。曾爵士欢喜，相信是出于真心。因为「鸡珍」当选，表示由特区亲中舆论所定性之「港英余孽」集团，其成就能力，获得国际公认，对于前殖民地公务员阵容之首的曾荫权连任，大有帮助。
　　陈冯氏当选，香港人普遍反感。因为沙士瘟疫记忆犹新，葬送三百条人命。「鸡珍」之当选，也否定了有中国小农民间所谓寃魂索命的报应之说，是科学理性的胜利。何况当日「鸡珍」主掌卫生部门，确曾尝试向广东省卫生厅索取第一手资料，可惜为粤方拒绝。
　　陈冯氏以一介特区地方小官之媳妇身份，又怎能向「祖国」摆出一副「谴责六``四屠城」的嘴脸？陈冯氏的难处，相信香港人之中的有识之士会慢慢谅解。
　　「鸡珍」成功打入国际，主要得力于前「港英」培养的公务员的行政训练，令美日欧洲等国放心，故此在最后一轮投票挺陈冯。否则联合国秘书长也有空缺，中国早就会大力提名自己一手豢养、「成功实现一国两制」的董建华来竞逐，国际劳工联盟，也有空缺，中国也会提名「根正苗红」的「娴姐」来霸位。中国弃董娴而取陈冯，是务实的表现。陈冯氏当选，许多人感到愤怒，认定一名沙士的罪人，混进了世卫组织，将是地球的灾难，但如果以积极，乐观的眼光看这件事，又何必一定是「半只空杯」，为何不可以是「半杯水」？
　　陈冯氏胜利，也有助消除香港人的一些自卑感，反驳近年有人恶意散播的甚么「上海会超越香港」之类的屁话。香港的陈冯氏胜利当选之日；正是上海的陈良宇接受审查之时，上海会不会「超越香港」？事实就在眼前，谣言不攻自破。有舆论竟然呼吁：陈冯富珍在当选后，应该忘记自己的「中国人身份」，一切秉公办理，把自己当做一名国际人。真是岂有此理。歌星刘家昌的歌词有云：「无论身在何处，我是中国人」，长江黄河，奶水长远，做人又怎可以忘本？陈冯氏要永远记住她的中国人身份：中国人最讲「饮水思源」，她要记住这个世卫总干事的高职，远因虽然恩种于英人肥彭，但近因毕竟得力于中国，在必要时捍卫祖国颜面尊严，顾全大局，要把国家机密的利益，视为比自己的生命重要，国家主权高于世界人``权，这一点做中国人的ＡＢＣ思维意识，「鸡珍」必须全面加强，香港舆论对于「鸡珍」，也要加强监察考勤。

　　
　　作者：魏晋清流回复日期：2006-11-1320:05:39
　　每天读一段新鲜生猛的陶杰是一件最愉快的阅读事情。
　　要是哪天舞蚊仔忽然停摆了，我们真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这份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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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流同学请放心
　　偶自己素绝对八会停摆滴~
　　除非不可抗力之影响 ^_^
　　顺便说一下
　　因为工作场所的原因
　　可能不能像以前那样每天都来
　　但是一来
　　必定把缺的都补齐!

　　苹果日报 陶杰2006-10-27黄金冒险号 反目成仇
　　法国与美国日渐闹翻。隔着一个大西洋，本来是惺惺相惜的好友。没有理由变成这样子的。美国的独立战争，反抗英国殖民统治者，法国派将军拉法叶去美洲协助华盛顿抗英。法国被德国纳粹侵略，美国知恩回报，罗斯福派盟军在诺曼底登陆，解放巴黎。法国人庐米埃兄弟发明了电影，美国荷里活把法国人这项伟大的发明发扬光大。法国把自由神像送给美国做礼物，竖立在纽约港口，变成了美国的标志。
　　法国人曾经很喜欢谢利路易，而美国观众都情迷嘉芙莲丹露。美国的警匪片叫做Thriller，而法国的同类作品叫做「黑电影」（Film Noir）。最懂得欣赏法国的，本来是美国人。美国人喜欢巴黎的那一股带点香水的淫荡味。小说家海明威在巴黎浪迹了几年，美国犹太作家索贝娄有一篇散文，叫做《我的巴黎》：「上帝如果来到法国，会乐透了，因为祂听不到祈祷的滋扰，也没有神学理论的种种纷争要由祂来作主。上帝会发现祂置身在一个不信神的国度，可以在黄昏偷懒一会，就像巴黎人在露天咖啡座喝咖啡一样悠闲。」虽以英语为主，美国人毕竟觉得英国人城府太深，美国人喜欢法国人的坦率。他们觉得爱尔兰是一个拘谨的母亲，英国是富于持家之道的贤妻，但要寻求一点生命的野趣，不可以指望这两个老女人的慰藉，法国才是夜夜风流的情妇。知法兰西者莫若美利坚，然而法国人的狂妄，却把美国渐渐当做敌人。
　　因为强势的英语？但谁叫北美洲是爱尔兰和苏格兰人后裔的天下？而且战后英法撤出殖民地，英国人比法国人懂得留一手精妙的布局：今日世界上有英联邦，从加拿大到肯尼亚，从纽西兰到尼日利亚，英国人用计高深，一网包揽；法国撤出印支和非洲，什么也没有剩下，撤退得干干净净，就像法国人的一夜情，高潮过后，第二天清晨形同陌路。今日的世界语是英文，法国人只能怪自己的冲动和激情。英国人不懂享受，有时很闷蛋，但他们比法国人的脑筋精密。法国总统希拉克摆出一副酸醋的模样，不如整理一下本国的北非移民吧。连日本人来一次巴黎，回去也要接受心理辅导。日本人不明白：为什么唯美的法国人会沦落到这个样子？巴黎满街是抢匪，老鼠横行，售货员粗野。日本人去其东亚的邻国旅行，不会有如此痛惜，因为连那里的大闸蟹也注射了激素和春药，这一切是常态，但是，Come on，这是巴黎，才教人搥胸顿足。法国人病了，病在心理，坏在精神，不要让这个国家Downgrade成第三世界，法兰西，你这个坏女人，让美国人来挽救你的堕落吧。

　　苹果日报 陶杰2006-10-28黄金冒险号 恋法癖
　　日本人去过巴黎，要接受心理辅导，受不了巴黎街头到处是北非新移民，售货员态度冷漠。对于法国的一切，内心有一种莫名的慕恋者，叫做Francophilia，这种人，叫做Francophile。这个phile的字根，来自古希腊，往往不太正常，像「恋童癖者」； Paedophile，也是同一个字根，指爱慕一种事物，迹近变态。日本人有许多Francophile。日本人喜欢法国印象派的油画，八十年代，梵高的向日葵，就是给日本的收藏家炒到七千多万美元的。梵高的画很动人，但不值这个价，日本人的一股恋法狂，让法国人觉得有点好笑。
　　在法国的美术馆，常见到日本的旅行团，一干老头子老太太，全神贯注地听着日本导游用日语讲解着一幅德拉夸的露胸自由女神战斗图。瞇着眼睛倾听，用敬畏的眼光盯着油画，跟北京「毛主席纪念堂」排队参观「主席遗体」的一列陕北老农一样虔诚，虽然他们不会一面喃喃自语「毛主席啊，您老人家真伟大啊」、随时膝盖一软扑地便跪拜的激情，日本人毕竟懂得一点「旅游文明」的「素质」。去日本的书店看看，一切关于法国的书籍，从普罗旺斯的摄影月历，到巴黎教堂的建筑绘本，都用最精美的包装。日本美少女看见阿伦狄龙的照片，永远开心得像一群饥饿的小鸡，发现了一条粗黑的毛虫那样，发出一阵阳光灿美的吱吱喳喳的叫声。虽然阿伦狄龙早已老去，法国从大鼻子谢拉狄柏度以后，时兴的都是一代代丑男人，但日本的少女，跟上海的女中学生一样，拥着阿伦狄龙的一靥醉笑的美梦，像一个婴儿咬着一个塑料奶嘴一样沉沉睡过去，一直拒绝醒过来。
　　在法国的美术馆，还随时会看见日本东京大学西洋美术系的女学生在一幅拉斐尔的作品前，竖着一个木支架，一板一眼地临摹。她们喜欢法国画廊的殿堂气氛。日本人一旦迷恋法国，都十分温柔情深，跟海上自卫队向「保钓」船射水炮的硬朗风格，有一点点的不同。恋英的人，叫做 Anglophile，但有些人觉得当一个Francophile比较高级。日本人都开化到这个水准了，北京上海的年轻人还在崇哈佛、恋牛津，崇洋只停在 Anglophile那一级，大陆暴发户的扫货族，只会迷恋LV一类名牌和路易十三，未识法国的建筑和美术之堂奥，一切只想到钱和做生意，明显地被日本人比了下去，我认为，这是比钓鱼台所谓沦陷更甚的国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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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日报 陶杰2006-10-28陶杰文章：封杀放生不如狩猎记名
　　特首选举即将展开，挺曾阵营忽传出「两派意见」。对于公民党推出之「候选人」，一为「封杀论」，主张不容其取得百票入场资格，立时击杀于门坎之外；另一为「放生论」，主张「准许」其取得百票，跨入门坎，待八百人小圈子之乱箭毙之。
　　无论「封杀」还是「放生」，该公民党「候选人」，下场都是一个「死」字，分别只在于现杀还是缓剐。此一充满满清皇帝热河避暑山庄围场狩猎特色的中国港式「选举」，可谓别开生面，新鲜刺激。
　　「封杀派」认为，中国政府决不肯打无把握之仗，一旦准许猎物进入围场，八百人小圈子居心层次复杂难料，各人投票不记名，如内有反曾暗流，则随时发生意料之外的裂变，弄假成真。公民党候选人无缘无故黄袍加身，特区「一夕变天」，到时即使中方「拒绝任命」，则会惊动国际，尤其是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国之一的英国对此表示「关注」，则会狼狈不堪。
　　然而「放生派」却认为，让公民党猎物进入围场，由曾荫权以实力亲手击杀之，有如当年康熙一样，可以显示圣上胆识膂力过人，从此坐江山多了一重群臣山呼万岁的资历。天下归心，又有何不可？
　　平心而论，两派都有道理。不过以中国的心理，必定是力主「封杀」居多。在中共历史上，对待政敌，绝无放生的先例。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叛将张学良以下犯上，活捉蒋中正，延安的毛泽东力主杀蒋，全凭苏联史大林下令放生。「放生论」者，绝不了解中国国情。「封杀论」却会令曾荫权赢得「唔够靓仔」，一人竞「选」，为国际讪笑，此后五年，曾某面对议会，也经常会受到政党揶揄。
　　不过，「放生论」也不完全错。准公民党「反贼」进入围场，只要把八百人的投票由「不记名」改为「记名」，即可消除任何顾虑。
　　《基本法》只规定特首由「选举」产生，没有说明一定要不记名投票。投票不记名，完全是英美政党选领袖的方式，不合中国国情。中国人讲：「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做事光明磊落，支持曾荫权，理应是光宗耀祖的好事，为甚么要沦为像做贼一样，不敢公开，闪闪缩缩？为何要崇洋媚外，抄袭英美的不记名投票这种破规矩？一旦小圈子投票改为记名，则公民党猎物入场，四周即杀声震天，人人出来抢先动手。投票记名，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谁挺而投曾，有票可稽，将来酬答有所依据。不记名投票，则人人事前都笑着脸向曾荫权拍胸脯「一定支持你」，进了场背后使坏，了无痕迹，将来照样可以欺骗曾特首，伸手拿索好处。那时重组行政会议，特首派位两眼一抹黑，酬答不分真伪，拜谢不辨奸贤，浪费资源，引狼入室，把两面三刀的小人，当做三生不遇的恩公，则岂非笑话。因此在「封杀」与「放生」之间，可以有第三种方式。不如开名投票，入围击杀，让八百人投票投得开开心心，曾荫权赢得欢欢喜喜，最后把猎物即场烤烹，举行一场庆功BBQ，则宾主尽欢，皆大欢喜不题。逢周一、三、四、六刊出

　　苹果日报 陶杰2006-11-15黄金冒险号大澳故事
　　大澳的渔村是很怀旧的地方，二百年来，晒咸鱼、制虾酱，也许还有一些地下的渔炮制作坊，是摄影师和画家取景创作的至爱。譬如在五十年代，把范丽、于倩、狄娜这样的肉弹请进来，叫她在一所渔棚上，脱得精光，躺在一张斜斜挂着的渔网上，让盐田背景的日落柔柔地照在那一弯身材精丽的曲线之上，一只手勾着渔网的一端，另一只手，指尖搭在嘴唇边──这样的沙龙，由唯美大师何藩操机，题目就叫做「情网」，构图、命意、人物，虽然略嫌老土，怀旧终究是一层不菲的情感。但是到了今日，要保留大澳这片渔村的「古迹」？
　　首先咸鱼和虾酱，大澳人的下一代早已搬到市区，去科大读计算机或去城市大学念工管。人望高处，这位大澳之子，设想是你的男朋友，他读书有成，在毕业礼的一天，他忽然告诉你他很怀念大澳的那一抹盐田的夕阳，他立志回到大屿山那一角偏僻的家乡继承虾酱祖业，把科大的毕业证书用镜框嵌起来，挂在艇户里他爷爷的黑白炭照侧邻，然后换回一身唐装，打着赤足，在潮退泥泞的滩头摸泥鳅，说要亲手为你滚一煲「泥鯭粥」。对这样的一位男友，业已把头发染成啡色、还一度穿了一副玲珑的鼻环的妳，会觉得他好Cutie，还是觉得他神经病，该勿再浪费时间，匆匆过档分手？
　　保留「古迹」，是很现实的事实。法国的普旺斯，一片蓝油油的葡萄园，酿酒的传统工业，到今天还有当地的年轻人不想去巴黎读大学，不想去美国念 MIT，而是留下来学酿酒，对这片土地快乐地继承。法国南部的红酒是环球的精品，但可惜大澳出产的咸鱼和虾酱不是。这一点，决定了法国南部的十七世纪在小教堂和十六世纪的马廐榖仓，都可以保留到今日，但大澳的渔村，必定难逃拆卸建高楼的宿命。上述这位大澳青年，只是出于想象，在现实中，不会有这般浪漫的个案。这样的情节，在远东不是不可能，譬如可能会发生在白景瑞年代的台湾：《蚵女》、《养鸭人家》，还有孤悬海外的兰屿，在那里，都会有像唐宝云一类的台北美少女，爱上一位身型黝黑结实的山地青年，在台大的毕业礼上，他告诉她：我要回到花莲，如果你爱我，那么请你告别台北这片都市的红尘，跟我私奔。
　　她会果断地点点头，一双大眼睛充满蓝天白云的憧憬。但是在香港没有这样的男女主角，因此大澳会消失，喜帖街、雀仔街、旧湾仔，通通一样。这是香港不容「古迹」的其中一个理由。还有就是何藩已经移居美国。范丽和于倩俱已物故，狄娜女士也老了，在夕阳的渔网之间，再也摆不出叫人如此心旌摇荡的甫士。

　　苹果日报 陶杰2006-10-30 陶杰文章：小戏院在大市场里的挽歌
　　港岛的影艺戏院因租约问题结业。影艺是一家「小众戏院」，平时上映欧洲、日本、中国的小品，观众文静尔雅，产品前卫另类，而且由中资经营，靠山庞大，如果连这样的戏院也要关门，则「西九龙」的文化工程如歌剧院等，又如何有生存的空间？
　　特首施政报告有设立「电影局」之想，成立架床叠屋的机构，又何如做一两件实事，例如影艺戏院，附属地产商场，完全受地产商租约鱼肉。如果特区政府日后向地产商批地之时，附设条款，在大型的商厦之中指定开设放映小品艺术电影的戏院如影艺之永久生存，不得任意关闭，日久即成为尘俗闹市中的一方小风景，比起空喊打造甚么创意工业、百亿元的文化中心，不是「务实」得多？
　　影艺由中资经营，具有「国家背景」。五、六十年代，中资在香港的电影事业极为活跃，并视之为文宣工作，开设长城、凤凰、新联三公司，文革时期受大陆政治冲击，主题极左，内容僵化，在「打倒四人帮」之后，虽经合并改组，却难逃烟消云散之局。
　　一九九七年之后，中国在香港社会各阶层影响渗透日深，令人奇怪的是，对于港产电影工业却从来不沾手。中资的香港电影，五、六十年代极一时之盛，产生过许多大明星，南来的中国名导演也不乏佳作。在「港英」年代，中资港产电影市场宏大远达星马，主题虽多以道德挂帅，老土了一点，毕竟主题健康，导人向上，直至文革前夕，到底是一股清流。
　　今日港产片主流被指为粗制滥造、低级无聊，但中资的银都机构为何没有产品，为港产片救亡？毛周时代的中国贫穷，主政港澳的廖承志尚且批款经营，不遗余力。今日正逢「盛世」，中国到处「水浸」，各地贪官暴食滥财，钱多得不得了，为何不重振中资电影事业，树立港产片新时尚？曾荫权对市场「积极不干预」，但青少年的意识形态深受「市场」消费潮流荼毒。中国政府又要加强「国情教育」。然而，五六十年代，「港英」当权，中共在香港的「国情教育」却通过左派电影产品，包括中联电影公司的巴金《家．春．秋》系列，与「港英」争夺下一代。今日左派电影公司的老影人，如最近逝世的鲍方，晚境萧条，连特区政府的金紫荆银紫荆之类，一个也没有，成就不获青睐。这些电影人「爱国」一生，老来只能投靠电视台当配角。五六十年代中资电影公司的许多佳作，菲林霉坏，孤本失落海外，只能靠电影资料馆拚命「抢救」，中国政府和曾特府袖手旁观。现在连区区一家影艺戏院也在「小政府，大市场」的潮流下淘汰没顶。曾特府整治港台，说港台应该多播品味高尚的小众节目。那么小众的品味戏院如影艺，则为何政府任由其自生自灭，却要斥资多少亿成立甚么电影局，设神枱，分饼仔，撮香炉？特区施政，不是缺乏远景，而是没有完整的理性脉络。由影艺戏院之结业，可见社会之伪善虚妄。逢周一、三、四、六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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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日报 陶杰2006-10-30黄金冒险号 万圣节之乐
　　外国的小孩为什么比中国的儿童活得开心？因为他们有万圣节。才开学不久，秋色四合，黄叶遍野，到了十月中，已经没有心思读书。黑夜忽然像一只大蝙蝠，月亮圆得很妖异，森林里传来狼嘷的声音。万圣节是圣诞前的一场预习。小孩挨家抵户地讨糖果，在万圣节的前夕，小孩享有不必讲礼貌的特权，那句 Treat or Trick，是一种幼稚的恐吓，领了糖果不必道谢，继续到隔邻一家去骚扰。南瓜灯和鬼故事，是要一个旷野的背景来衬托的。当一个正常的社会，珍惜小孩活动和想象的权利，就会知道，小孩一到十一二岁，童年的纯真就消失了，儿童会过早地学习了大人的世故。万圣节让小孩尽量保持他们的纯真，而这个节日的乐趣，是住在四十层高的屋邨大厦的儿童永远不可能领会的，即使他们在家长和老师的压力下拚命学英文。因为万圣节需要一片旷野，一个昏暗下来的天空，一座看得见的森林，林中一条清溪，在地产经济的大厦群堆里，不可能「营造」这等环境。不仅是人和灵界的沟通，而且对于小孩，是对自然的一场初度的探险。万圣节里的大自然，赋予了面具和性格：妖月、魔林、山魈、木魅、咒语、南瓜，群鬼从那个神秘的世界涌出来，一起欢宴，原来妖灵也可以很欢乐。
　　中国的盂兰鬼节却由成人垄断：烧衣和神功戏，在妖异之中别有一番无原无故天愁地惨的悲戚，中国人从来没有为儿童设想，也缺乏那么一种颠覆的想象力，他们从来没想到，原来鬼节也可以是一种Fun，恐怖加欢乐，是一场吊诡（Paradox），就像上海菜，可以盐和糖并用，冷菜和热荤共享。人家的万圣节，把惊栗和 Fun结合在一起，就有了人人热道的所谓「商机」了。面具、斗篷、糖果、故事书，在超级市场和玩具城，鬼节原来是可以赚许多钱的，而且充满欢欣和动感。中国的盂兰节，只剩一羣阿婶阿婆，佝偻着在街边玩火烧溪钱，火光映照着她们木无表情的老脸，在诡秘之中糅合着一股贫穷的寒酸，而元宝纸品的工艺，也没有小孩子愿意投身当学徒。只识悲叹为什么「本土经济」在失传，为什么中国文化在没落，其实答案就在万圣节和盂兰节之间。外国的万圣节一片欢娱，是小孩子的，中国的盂兰节一片凄惨，永远是属于老人的，这种「文化」，虽自称有三千年，不可能有蜕变更新的活力。香港的小孩，学习过一个开心的万圣节吧，把七月十四的盂兰鬼节从心底里Reject掉，看看你家的爷爷嫲嫲那副麻石般的脸孔，就会知道，快乐的糖果，藏在哪一扇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