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最近单位里有些事情，每天都要加班很晚，没有及时更新多见谅啊，下面继续，上段子

　　不好意思，最近单位里有些事情，每天都要加班很晚，没有及时更新多见谅啊，下面继续，上段子

　　五 不准恋爱
　　韩政委后来在221基地担任试验部的党委书记。他在担任“学生大队”政委期间，对学生的缺点错误，相当宽容，很受大家的拥戴。
　　唯一让大家反感的，是他对“谈恋爱”的态度，严厉得过分，近乎病态。他有一句“名言”流传的很广：“你想下头舒服一阵子，就要上头难受一辈子”。这是他对“不准恋爱”作出的通俗化解释和严肃的警告。
　　分配到九院的学生，大都是理工科的学生，女生很少，真可谓凤毛麟角，对于男生来说，就是想谈，也很难找到对象，何况还有如此严格的纪律，所以大多数也就知难而退了。
　　也有顶风而上的，有一次“学生大队”开会，韩政委宣布了一项处理决定，一个姓张的女同学因为和同为“学生大队”的男生谈恋爱被严重警告，延期转正一年，另一个姓郑的男同学因为和当地老乡关系暧昧，被记大过一次。
　　张同学有点文采，喜欢记日记，有一天，日记本丢了，被工作组的同事捡到翻阅了一下，发现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如“他把我的心捣碎了”，“他是我心中的英雄，硬得像钉子。”除此之外，人们还发现，她和那位男生经常打闹嬉笑，似乎超出了一般同事的范围。于是，有人举报到了大队部，说她不仅谈恋爱了，而且发生了性关系。据说，她在接受调查时坚决否认发生过性关系，日记上的“很硬”指的是他的性格，并非别的物件，但她坦率承认，对那位男生很有好感，如果有可能，她也愿意嫁给他。那位“很硬”的男同学则坚决否认和小张在“谈恋爱”，还说了一大堆小张的坏话，如“疯疯癫癫”“不像个女孩子”之类，并表态说，就是谈恋爱，也决不会找她这样的云云。此人最后“无罪释放”，免于处分。
　　郑同学的房东是一个寡妇，带着一对儿女，生活颇为拮据，是村里有名的贫困户。当时“四清工作队”有要求，工作组进村后要访贫问苦，扎根串连，要住在最贫困的家庭中。文件虽这样说，但人是活的，真正安排住所的时候，多数还是住在一些条件中等的家中，当然，为了掩人耳目，也要找一家最贫困的“点缀”一下，郑同学就这样住进穷寡妇家里去了。
　　寡妇家中只有一铺炕，一家三口挤在一起，郑同学无奈之下，只好住在四处透风的牛棚里。为此分团和“学生大队“还把小郑大大表扬了一番。
　　青海的夜间很冷，老乡都有火炕御寒，郑同学住在牛棚里，开始凭着年轻活力旺，还能对付，时间一长受不了了，这一天天寒风大，睡到半夜被冻醒了，再也无法入睡，索性穿好衣服，在院子里跑起步来。寡妇就把小郑拉进屋里来，在炕上挤着睡了一夜。
　　当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除了当事人，别人是无法说清的。举报人（也是工作队员）说，他亲眼看到小郑从寡妇家里出来，满面春风，边走边扣衣服扣子，发生了什么事，不言而喻。小郑则信誓旦旦说，他就是后半夜在她炕上睡了一会，决无苟且之事。调查组还特地询问了唯一可能的“证人”——两个孩子，但孩子只知摇头，一问三不知，问急了，吓得大哭起来。
　　为了挽回影响，小郑不仅受了处分，还被调离工作，到更偏僻的地方去了。
　　这几件事传到我们这儿，对“林妹妹“和江同学影响很大，他两个虽然没有恋爱迹象，但自从”大白兔“事件后，关系比较密切，有目共睹，特别是对待公社秘书这位“告密者”，常常配合默契，共同发难。那次大会后，两人可能意识到了危险，明显地相互“疏远”了。

　　六 海晏传说
　　我们虽然身在乡村，心里却牵挂着未来的工作单位——九院。
　　九院似乎有很多名字，我们的报到证上写的是九院，有人把那地方叫221厂，青海的干部一般称之为海晏厂。工作组里有一个军官，还佩带着手枪，是一个相当神秘的人，每次人们问他在哪里工作，他总是仰起头，很得意的样子，然后环顾一下四周，指着一个方向说：“在那里。”地方干部说：“是不是海晏厂？”他笑而不答。
　　我有一次出外调查，同行者有青海交通厅的姓谷的干部，我们顺着一条铁路走着。他问我：你知道这条铁路通到哪里吗？我摇头。他说：是海晏厂。我问他海晏厂是干什么的？他说：是一家绝密的军工厂，干什么？没人知道。“非常保密，外人根本别想进去，除非你不想活了。我有一个亲戚曾经给海晏厂送过牛羊肉，走到海晏车站就被截住了，那里离厂区还有几十公里呢！”
　　“截住干什么？不准送？”
　　“那倒不是。那是第一道哨卡。人家有自己的火车、汽车，向里面转运是自己的事。”
　　我们走到一个火车编组站，许多条铁轨并列地排着，奇怪的是，周围看不到一个人，也没有任何站牌和标志，只有一间小房子，孤零零地杵在那里。
　　“你看见了吗？前面就是海晏车站了，这个车站地图上根本没有，这条铁路是专用线，地图上也没有。”
　　我站在一个较高的丘陵上，企图看清楚车站的全貌。很失望，这个车站简陋的让人心寒：除了几间平房，就是一条条寒光闪闪的铁轨，没有站台，没有标志，更奇怪的是，看不到一个人影。
　　“走吧，看得久了，让人怀疑你是特务，就麻烦了。”
　　工作组里还有一个西宁公路局姓周的干部，对海晏厂似乎了解的多一些。有一次大家闲聊，他说：海晏厂的东西可碰不得。有一个牧民捡了一副手套，挺新的，拿回来戴上了，第二天就死在帐篷里。还有一次，牧民看见一个火球从一间厂房里钻出来，沿着小河、草原滚动，滚到那里，那里的羊群都倒下了，好像睡着了一样，不流血，不叫唤，就这样死了。
　　“别胡扯，绝密的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老谷反驳道。
　　“你知道什么？那些牧民都是经过挑选审查的，留在那里相当于迷彩服，作掩护用的，美国的卫星、飞机看下来，还认为是一个大牧场呢！”
　　关于221的传说越多，越来越离奇，使我们这些学生们感到更好奇，打听起来更为热心和主动。这种风气本身是违反保密原则的，引起了“北京学生大队”领导的高度注意，很快下达通知：今后谁也不许谈论、打听有关九院的事情，违反者严肃查处。
　　这时，和我同组的江同学出了点事。
　　自从保密宣誓后，我们的对外联系，如信件电报之类，就都纳入了保密审查的范围。我们每月的工资只发生活费（根据四清工作团规定，每天要给房东四角钱和一斤三两粮票），其他都由“北京学生大队”统一保管，需要向家里寄钱，也由大队代办。也许江写得地址有些潦草，也许代办人责任心不强，总之地址写错了，“第一中学”写成了“第一大队”，汇款单在军警界转来转去，就是到不了江同学母亲的手里。
　　这位老太太本来对江来青海就很不放心，几次询问干什么，江就是不说，来信只谈生活，不谈工作，吞吞吐吐的样子，好像有意在遮盖什么，这就更引起了怀疑，现在干脆钱也不寄了，到底儿子在干什么？听说青海有很多劳改队，莫非儿子被劳改了？
　　老太太越想越怀疑，干脆来了个“千里寻儿”，只身来到了西宁。江信的信封上没有地址，只有“西宁513信箱”字样，到处打听，也找不到这个“信箱”，老太太饥寒交迫，昏倒在大街上。
　　警方最后通过九院办事处找到了江的下落，江得知消息自然焦急万分，急忙在大队领导的陪同下，赶往西宁。

　　七 学习“整人”
　　工作组一进村，就是本村的最高权力机关了，原有的党支部书记、村长等干部一概被戴上“四不清干部”的帽子，靠边站了。
　　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学生，突然有了训人整人的权力，干部见了你点头哈腰，村民见了你毕恭毕敬，还真有点不太习惯呢。想想多年来，不是受家长的训斥，就是受老师的训诲，都是处于“奴才”位置，现在好了，突然变成“老爷”了，每天叫来几个“四不清干部”，训一通，让他们交代罪行，高兴时让他们坐着，不高兴，让他们乖乖站着，你在他们面前可以任意丑化他们，甚至辱骂他们，他们却不敢说一个不字。按说，应该高兴吧，可我却高兴不起来。
　　我素来是一个温和的人，父母亲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从小奉行“爱人如己”的人生哲学，见了任何人，都是和和气气的，甚至对亏负过自己的人，也以德报怨。现在看看战战兢兢站在面前的人，一个个衣衫破旧，手掌皲裂（在冷风中劳动所致），面孔黝黑紫红（高原紫外线照射所致），尚未开口，先有了恻隐之心。
　　“你们坐下吧。我们随便聊聊，不要害怕。”我原定的一番“训词”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工作组长姓仲，是青海某县的公社副书记，他在屋外旁听我的“训话”后，大为不满，说我太“右倾”了，简直敌我不分。“我姑且认为你是认识问题，如果总是这样，那就是阶级立场问题了。”

　　我发现，江同学和“林妹妹”的处境也和我差不多，“林妹妹”不用说了，温文尔雅，说起话像唱歌，江虽然嗓门大，严厉一些，但从不打人骂人，所以也没有多少“战斗力”。于是，工作组分成了三派，一是仲组长和那位秘书，是战斗力特强的“左派”，二是我们三个“北京学生”，是“右派”，三是交通厅和公路局的那两个干部，属于“中间派”，因为没有“战斗成果”，右派是最倒霉的，每次汇报工作都要挨批，“老爷”似乎又变成“奴才”了。
　　可能是故意让我们出丑，仲组长把最顽固的“敌人”——村支书交给我们审问。我们苦口婆心，讲了好几天政策，老支书什么也没有交代。无奈，我们只得承认水平低，能力差，把老支书“还给”了仲组长。

　　仲组长这一天叫来原村支书训话，让我们三个学生在一旁“见习”。
　　这位书记姓马，进屋后就站在那里，虽然一声不吭，却神情镇定。
　　“想好了没有，想不想交代你的罪行？”
　　“我的错误是有的，但没有罪行。这几年来，我是按党的原则办事的，也是奉公守法的。”
　　仲组长走过去，啪啪两个耳光，支书的嘴里流出血来。
　　“明白我为什么打你？”
　　“不明白。仲组长，我究竟犯了什么罪？”
　　“看来，你很嚣张啊！我只问你一句话，这几年，村里死了几个人？他们都是怎么死的？与你有没有关系？”
　　支书突然蔫了，低下头，说：“去年村里炸石头，修梯田，发生事故，死了三个人，我作为支书，是有责任的。”
　　“责任？什么责任？为什么死的都是给你提过意见的人？”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件安全事故，支书有责任，但绝非像仲组长所言，是有意的除掉异己。仲组长安排“积极分子”——其实是村里的几个痞子，经过几天几夜的“批斗”，支书居然按照组长定下的调子，交代了自己的“罪行”，仲组长大获全胜。
　　“尕小伙，阶级斗争，这里面学问大着呢。别看你们都是大学生，在这方面还得好好补补课啊。”仲组长很有些洋洋得意。
　　但他的得意没有持续多久。有一天，我们正在学习文件，一个村民气喘吁吁跑进来说：“仲组长，老，老支书上吊了。”
　　社教运动中，发生死人的事并非罕见，但总不是好事。仲组长先是一惊，但很快就镇定了下来：“慌什么？死个把人有什么了不起？”

　　八 批斗死人
　　老支书死了，一般的做法是，写个材料，罗列一大堆罪状，给他扣上个“畏罪自杀”的帽子，就完事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么大个运动，死个把人确实没有什么了不起，但仲组长却心血来潮，来了个“创新”，“死了也不能让他消停，坚决批倒批臭”，这一下事情可就复杂了。
　　仲组长决定，由几个积极分子把老支书的尸体架着，让大家对着尸体发言批判。中国古书有所谓“鞭尸”的记载，“批尸”却未见经传，如果成功了，仲组长也许将名闻天下，或者官升三级也未可预料。
　　但是，阻力也不小。仲组长在会上提出此建议后，我们三个“北京学生”就坚决反对。现在毕竟是20世纪，这种做法也太野蛮了，肯定不符合党的政策。再说了，人已经死了，你再大喊大叫，他也听不见，能达到什么效果？交通厅的谷、公路局的周和221的军官犹豫不决，没有表态，算弃权了，工作组七个人，只有仲组长和那位秘书赞同，处于少数，但仲组长那一票是决定性的，于是决定于次日上午在小学操场举行批判大会。

　　死尸不能站立，得有人架着。谁来架？几个积极分子一听此事，吓得纷纷逃避。“我就不信了，群众害怕，难道我们工作队员也害怕吗？小路（即秘书）、小沈（指221的军官），你们两个上！”那秘书一听，脸立刻吓得发白，两眼看着仲组长，很有些求饶的意味，那军官倒还平静，说“我不怕，战场上死尸多了，怕死尸还能当军人？”但他接着又说：“不过话得说明白，明天的会，敌我斗争肯定很尖锐，会场和工作组的警卫工作我可不能负责了，出了什么事别怪我。”
　　仲组长一听，是啊，全组就他有把枪，平时开大会，他在会场周围一转悠，大家都觉得放心多了。让他架尸，万一有人闹事，怎么办？再说了，两手架着死尸，别在屁股上的小手枪万一被坏人抢了去，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了。
　　“算了，你们都各守各位吧。”仲组长毕竟老练有办法，出去转了一圈，问题解决了。有两个青年积极分子同意承担行这项艰巨的任务，条件是：每人发一瓶白酒，批斗会前喝几口，壮壮胆。

　　当天晚上，我们几个“北京学生”讨论了很久。江同学认为应连夜向中队领导汇报，制止这种行为，我和林则认为没有必要，韩政委多次讲过，凡涉及运动的事，要绝对服从工作组的领导。“林妹妹”还认为山高路险，我们路径不熟，走夜路太危险了。她的话显然是担心江的安全。
　　次日，批斗会开始。尽管多次动员，来的人还是很少，稀稀拉拉的几十个人，离主席台远远地坐着，都低着头。随着一声“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ＸＸ押上来”，两个青年积极分子吃力地把“老支书”的僵硬尸体从教室拖了出来。“啊！”一个女人惊恐地喊了一声，会场立刻乱了套，大家拿起小板凳纷纷向大门逃走，但大门有民兵把守，出不去，只好挤在门口。
　　“都给我回来！”仲组长大吼一声。大家只好慢慢走回来坐下。
　　批判发言开始。发言者一个个战战兢兢走上来，谁也不敢面朝老书记，有的干脆背对着，匆匆念了几句，就赶紧下台。口号喊起来了，但没有了往日的气势，大家有气无力地在嗓子眼里胡噜了几句，谁也听不清说了些什么。
　　最痛苦的要数架尸的那两个积极分子了，虽然喝了酒，但作用有限，两人又怕又累，很快就力不从心了，会开了不到20分钟，只听扑通一声，三个人（包括两个活的和一个死的）一齐倒在了台上。“啊！”大家惊叫起来，会场再一次乱了套，这一次谁也拦不住了，把门的民兵被推倒在地，大家一口气都跑回家去了。
　　当天晚上，村里充满恐怖气氛，大家都关上门，工作组挨家敲门，但没有人理睬。
　　不久，四清分团来人宣布，撤销了仲组长的一切职务，令其回原单位接受审查处理。